红色文化——“彝族红军之乡”

越西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塞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解放前,越西的疆域包括现在的甘洛县、汉源县的大树堡、石棉县的安顺地区。旧时这里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,反动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,不断挑起民族隔阂,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1934年3月27日,越西彝汉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,爆发了一次震惊川康的彝汉人民“救贫义勇军”起义。1935年5月,中央红军为彻底粉碎蒋介石“大渡河会歼”计划,在泸沽兵分两路。以左权、刘亚楼、张爱萍带领的第二先遣团实施声东击西战术,攻占小相岭,经越西县城直奔大树堡,吸引富林守敌,红军主力则从安顺场胜利渡过大渡河,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,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。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22日进入越西,跨越高山峻岭,驰骋彝乡山寨,历时9天,行程500多里,一路打土豪,分浮财,释放被关押的彝族人质,焚毁档案,追悼起义烈士,镇压官僚恶霸,宣传党的政策,播撒革命火种,组织地方武装,扩大红军队伍,给越西各族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,与各族群众结下了鱼水般的军民情谊,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。越西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,“红军好,参加红军去”成了年轻人最热门的话题和内心的向往。几天之中,南箐王占友、王元金,大瑞汤国林、王作义、张华锋、蒋开浦,中所蒋德富、周耀武、李木林、陈福生,城关马祝鑫、杨诚坤、权纪周、张志成、何长海,河东谭发贵、郭文海,王家屯孔健康、王海民,大屯王东放,后山陈占英、蒋国全,保安王占清、蒋君,梅花潘占云等数百人参加了红军。1936年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所编的《二万五千里》一书中记载参加红军有700多人,其中彝族就有100多人被编为一个连,叫着“彝族红军连”,这在少数民族中是独一无二的。后来曾任成都军区彝民团团长的王海民(彝族名叫阿尔木呷)上校,就是在越西参加红军的。红军在越西停留期间,计划在此发展游击队战争,建立根据地。王观澜就带一部份红军留在越西开展工作,建立了县革委会和一支100多人的县游击大队,其中有一个彝族班。还在越西的中所、王家屯、保安建立了游击队,在海棠建立了游击分队。至于到达陕北的凉山籍红军战士有多少,由于历史原因,已无法统计,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。署名愚夫的《红军亲人寻红军》一文最后注:“红军长征过越西时,近千名汉彝青年参加了红军。可解放后生还的仅有20多人,其余的人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”红军长征经过越西,是越西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,是越西史册中光辉绚丽的篇章。

红军经过越西时留下的传说和遗址比较多,主要有:

红军洞:1935年5月21日,红军经过南箐时,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,被留在南箐乡广洛村一户姓周的老乡家养伤。5月29日,红军离开越西后,白泥湾大恶霸地主廖春波探知到这位红军战士住在周家养伤后,就派出家丁,将红军战士五花大绑,推拉上山,砍断右手臂、脚趾,推下一个十多米深的山洞里,堵死洞口。1971年,南箐乡干部、群众组织人员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骨从洞里取出。为缅怀这位红军战士,人民群众便将红军惨遭杀害的山洞取名为“红军洞”,并将其遗骨就近安葬在古道旁的大树下。1999年10月,越西县人民政府将红军洞辟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,树碑铭文,以晓后人。

红军油壶:长15.5厘米,厚7.7厘米,高14.8厘米,重295克,在它锈迹斑斑的身上,记载着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越西时的一段真实的故事。在红军当年途经越西的一天中午,年仅8岁的刘学智跟着母亲,背着煮好的鸡蛋来到小孤山桥头(今五一桥,当年是一座盖瓦的廊式木板桥)叫卖,一位30多岁的高个子红军背着箩筐来到母子摊前,买了几个鸡蛋,刘学智的母亲又多拿几个硬塞到他的箩筐里,说是送他的。这位红军战士坚决不收,他说:“红军队伍打富济贫,是革命的队伍,要公平买卖,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。”说罢,这位红军拿了一个钵钵和一个油壶送给母子俩……70多年过去了,刘学智的母亲已过世多年,当年8岁的刘学智如今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。为了让家乡人民铭记红军长征途经越西的历史, 1987年,刘学智老人将家中珍藏了50多年的红军油壶捐献给越西县文物管理所。1998年5月,经省文物专家鉴定为红军机枪用油壶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,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。

综上所述,越西是名副其实的“彝族红军之乡”,把越西打造成“彝族红军之乡”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,近年来,国家对红色旅游项目扶持力度非常大,发展红色旅游业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。越西已将“彝族红军之乡”主题公园上报四川省重点精品旅游项目。和“彝族红军之乡”相关的历史遗迹、文物和主题公园将成为越西重要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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